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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声|为什么美国大学开始“反犹”?

来源:清宥头条编辑:休闲时间:2024-03-29 03:58:56

作者|黄非

全球史专业学者

哈马斯于10月7日对以色列发起了史无前例的袭击,以色列随之对加沙地区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风声反击。这一战争不止在中东地区引起巨大的美国重生年代:我逆袭成了白富美动荡与紧张,也点燃了美国大学校园和公共舆论的大学激烈争辩。

哈佛、开始麻省理工、反犹宾夕法尼亚大学三所顶级高校的风声校长,在12月5日参加了美国国会举行的美国听证会,以回应关于校园反犹主义与学校政策的大学质疑。三位校长在镜头之下,开始灾难性地回应引起了包括政客、反犹捐助人、风声校友在内众多声音的美国强烈不满。

本周,大学宾大校长伊丽莎白·马吉尔与斯科特·伯克先后辞任。开始尽管哈佛与麻省理工的管理层和学校员工,目前都站在各自的校长背后表示支持。12月14日,美国众议院通过两党支持的决议(无强制法律效力),敦促顶级私立大学解决校园中的反犹主义问题,并呼吁哈佛校长和麻省理工校长也辞职。

美国大学再次处在公众视线的风口浪尖。

美国大学正掀起反犹运动?

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内“反犹太复国主义”、反非法占领的气氛盛行,并非最近才有。早在十多年前,由巴勒斯坦活动家和英国进步派活动家所主导的反以色列“BDS运动”(Boycott, Divestment, Sanction Movement)就在美国校园中激起声浪,并引起巨大争议。

美国社会对犹太人、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产物以色列的态度,有着复杂的历史演变,不可简单一概而论。

如果把范围局限在当代美国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对以色列(犹太复国主义)的一般性敌视与负面态度这一现状,则大致可追溯到1967年“六日战争”之后的一系列发展。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地的重生年代:我逆袭成了白富美全面占领与西奈半岛巴勒斯坦问题激化的情况下,美国也伴随着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浪潮,大学校园走向激进化和运动化。在埃及总统纳赛尔和世俗派阿拉伯国家导向苏联,甚至连地区主要盟友伊朗都经历革命之后,美国政府进一步与以色列靠拢,将其视作维护中东地区美国影响力与安全秩序的基石之一。

这一外交转向,让美国国内对其霸权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,把更多目光投入到针对以色列的审视和批评之上。这一态度的支持者认为,反复国主义和非法占领,甚至反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基于正义和进步的反殖民、反帝国主义立场。而质疑者则指出,在这些漂亮话语的包装下,真正的实质则是“反犹主义的幽灵”。

将反对以色列政策乃至反对以色列国家等同于反犹主义,的确有概念滑坡的嫌疑。在世俗左倾的美国犹太人群体中,不乏对以色列政府持激烈态度的人。

但是,正如这次袭击事件后充分体现出来的那样,对以色列国家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抽象批评,往往演变为对犹太裔学生、教师、社群具体的骚扰与威胁。

10月7日袭击之后,美国校园中针对犹太师生的威胁、恐吓事件频率大幅增加。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,就因为在学校匿名论坛上发帖威胁杀害犹太裔同学而被警方逮捕。针对犹太人的威胁性涂鸦,乃至暴力骚扰,更是层出不穷。

此次争议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,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具有清晰的恐怖主义性质,且明确无误违反了战争法(国际人道主义法,IHL)。美国精英高校的部分师生,对哈马斯袭击第一时间近乎不加掩饰的赞美,哪怕对校园政治与激进话语相对宽容的体面自由派人士来说,也是击穿底线的行为。

部分在商界颇具影响力的声音,也罕见地打破其对文化左派顺从的惯例,通过公开施加自己在经济上的影响力来惩戒这种风气。著名投资人、亿万富翁比尔·阿克曼就是其中代表。

来自社会的压力,直接体现在宾大的大量赞助人取消资金支持,或威胁取消对学校的资金支持。对于主要依赖捐助和学费生存的顶级私立大学来说,除了声誉损失,这会对学校营运造成切实地干扰与危险。上周末,宾大董事会中具有投票权的董事,超过半数支持解雇麦吉尔。不过,麦吉尔在董事会联系她之前,就先人一步提出了辞呈。

美国知识精英机构从学校到部分教师,都习惯了商界和主流文化界对其运动政治的包容。在真正的变革性激进政治并无土壤也没有现实可能性的美国,高等文化机构发展出了某种颇具表演性与犬儒性的无害“激进政治”——主流的体面社会对各种新奇的政治新话采取表面顺从的态度,纷纷在自己的机构中设立“DEI办公室”(DEI指“多样性、平等、包容”),加强“反种族主义教育”。

相应的,在行动上,这些“进步主义者”也不会偏离美国法律和社会规范所划定的游戏规则。

一个投身BDS运动的哈佛法学院高材生,毕业后多半照旧会进入高盛一类投行工作,为华尔街的心脏蓬勃跳动添砖加瓦。这种不太言明的默契,大概确实助长了一部分不太“成熟”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的幻觉,认为直接为哈马斯的行径欢呼也可以过关。

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是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机构为自己长期以来的犬儒和伪善买单,也是对高校激进意识形态话语的一次及时披露。

“选择性执法”:美国大学为何容忍反犹言论?

然而,此次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的“三校长质询会事件”,则比单纯的意识形态伪善与幼稚更加复杂。观看国会听证直播的观众不难发出如此疑问:为什么三位校长不敢直接说“在学校发表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言论一定构成违反学校政策”,而一定要顾左右而言它,把回应包装在层层法律术语之后呢?

对此,保守派和右派归结为“觉醒文化”(woke culture)官僚机器的系统性偏见。在他们的意识模型中,“觉醒文化”通过对学校管理层和教师层的渗透,实现了对美国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接管,并以此为管道进一步控制美国的媒体、文化、经济,乃至政府机构。这一图景简单明了,表面上来说似乎也不乏合理性:谁也无法否认,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官方立场,似乎系统性地偏向进步主义立场。

但是,这种看法忽视了美国高校复杂的历史以及它与社会、与法律之间的互动,从而得出扭曲和简单化的结论,进而开出错误的“药方”。

美国宪法对各种言论的保障,有着非常宽广的范围。政府对言论内容的实质性管治,会受到来自司法部门最严格的审视。公立大学属于公共部门,因此其言论政策必须符合第一修正案的限制。

在很多场合下,大学属于法律规定的“指定或特定公共论坛”;因此,学校的管理方对于校园内发生的言论表达,只具有很有限的管理权。

理论上,私立大学不受第一修正案的管辖,因此可以对言论有更多的限制。但,在现实中并非如此。

许多州的地方法律要求第一修正案保护一视同仁,延伸至公立与私立大学。私立大学接受联邦政府的项目资助,也往往会接受保障学术自由探讨的附带条件。即便没有这些硬性限制,许多私立大学在章程中,也主动宣称自己尊重和保护第一修正案权利——这其中,也明确包括争议言论和仇恨言论。

所以,面对我们一开始的疑问,一个反直觉的答案是:没错,在很多情况下,在大学校园里发表号召种族灭绝犹太人的言论并不违反学校政策,因为这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行为。但这就引入了下一个更加复杂和麻烦的问题:为什么大学校长不敢直接这么回答?更重要的,为什么在当下美国的舆论环境下,这多半会是个引起愤怒的回答?

第一,尽管第一修正案最大限度地保障表达自由,但它并没有剥夺场所的管理方、乃至政府对言论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。在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语境下,这意味着大学的管理方有权对表达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采取限制,来维持基本的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。只要这些限制是“内容中立”的,没有偏袒某种特定立场、主题的言论表达,就会得到法律允许。

第二,正如前面康奈尔大学的例子所揭露的,如果表达涉及到对具体人的骚扰和威胁,造成其名誉、隐私、乃至身体安全的伤害,这些言论也是不受保护的。以上,属于相对没有争议的管理原则和措施。

造成问题和争议的,是在第三点上: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(一般简称“第六章”)规定,联邦政府或受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,禁止基于任何种族、族群歧视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,由于第六章的规定的歧视范围十分广泛,而定义又十分模糊,美国的各大机构中都设立了庞大的“第六章办公室”,形成了所谓的“民权法案官僚机器”,将第六章保护的范围和深度不断延伸。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下,“第六章保护”意味着,校方有义务为师生提供包容、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,使其不受基于族群歧视所带来的威胁与麻烦。

对民权法案权利的宽泛解读,为校方对言论表达采取实质规制大开方便之门,也给了他们将意识形态立场应用到学校管理中的工具与手段。

一方面,他们可以通过将被一些内容、形式的表达,判定为对造成特定社群的现实的歧视性威胁而加以规制,甚至主动地为了营造“安全、包容”的环境,主动规定某些表达与立场。另一方面,他们也可以通过“选择性执法”,强调一些社群受到的威胁,而忽视另一些社群受到的威胁,从而在官僚管理程序中反映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。

正是在近年来“反种族主义”、“反性取向、性认同歧视”呼声不断扩张的背景下,顶级私立大学的不少举动,被保守派乃至部分自由派认为是以反歧视之名,行审查言论表达之实。在弗洛伊德案时,哈佛校长盖伊教授担任人文社科学院的院长;彼时她的表态,充分体现出了对黑人社区与师生的关切和支持,并没有任何对保护“种族主义”言论表达自由的兴趣。

相形之下,在针对犹太裔学生的骚扰袭击不断高攀的当下,哈佛校方对“学术与言论自由保护”的呼吁,对反以色列乃至反犹言论的被动应对,就无法不让人感到某种双重标准:对于他们所青睐的族裔和意识形态,校方就拿出“第六章”保护作为武器,对于他们所不偏爱的对象,校方就拿出“学术自由与第一修正案”作为盾牌。这些积攒下来的愤懑,也是校长们在听证会上“法律和技术上正确的”回应激起轩然大波的重要原因。

这些年,美国大学为何总“出事”?

“校园反犹主义”的争议,还体现出美国高校尤其是顶尖私校在自身角色和定位上的困惑,以及公众对此愈发的不满。

传统上,高校作为研究和学习机构对政治和“当下事务”采取主动远离的态度,这就让高校在管理层面上天然趋向保守和维持现状。这一格局,在美国60年代逐渐受到挑战。随着民权运动轰轰烈烈的发展,以及反对越战、征兵的潮流愈演愈烈,高校管理方将大学校园隔离成象牙塔的努力,受到愈来愈严重的挑战。

自1964年开始,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起家的“自由言论运动”,在美国大学各处开花。在大学校园里引入运动政治和对当下事务的关注,逐渐成为美国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些实践本身,也被第一修正案的强大保护所支撑。在60年代的语境下,引入有争议的话题与立场,挑战校园的既成事实,是左派和进步派学生的志业,而认为这些行为扰乱了教学秩序、破坏了安全的环境、偏离学校主业的,则是所谓“保守”的校方。

在压制校园政治与时事辩论变得现实不可行之后,学校管理层也学会了适应与变通。芝加哥大学1967年发表的《加尔文报告》,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尊重表达自由、参与社会变革与维持学术机构本分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的典范。

报告总结:“提出异议和批评的主体是个别教职人员或个人学生。大学是批评家的家园和赞助者;它本身不是批评家。它是学者的共同体。为了履行其社会使命,大学必须维持探究自由,独立于政治时髦和社会压力。一所大学如果要忠于其对知识探究的信念,就必须拥抱鼓励最广泛的观点多样性。它……仅限于教学和研究目的,不是俱乐部,不是行业协会,也不是游说团体。”

这一原则,宽容了学校师生多样的、经常是激进和进步派的政治观点和活动,但至少试图维持学校本身作为一个机构的中立性和超然性。

在后特朗普时代和后弗洛伊德时代,越来越多的高校出于主动或出于压力,频繁对公共事务发表“官方看法”。“学校的意识形态”,不再意味着“构成学校的老师、学生之总体的意识形态偏向”,而是“学校作为一个机构、实体”的立场。

当学校官方下场,把自己表现为一个“俱乐部、行业协会、游说团体”时,为了知识的探索而秉持观点的多样与学术探索的自由的人,自然越来越少。它们对公共事件表态的越多越频繁,外界就越是期待和要求他它们对哪怕很有争议(比如巴以问题)的复杂问题采取简单、明确的“官方立场”,而保持沉默就不再被视作可敬的超然地位,而是伪善与懦弱。此次哈马斯袭击事件后,许多人抨击各大高校一时沉默如斯,就是对这种表里不一、左右摇摆的不满与愤怒。

因此,美国高校在这次事件中引起的争议,其根源与其说是具体的意识形态立场,不如说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机构和组织文化上的种种扭曲和困难。

精英大学机构的整体立场,偏向自由派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,但其以包容和安全为名扼杀探索精神、削弱学术多样性;以参与社会变革为名偏离学术和教育的志业,则会损害其核心竞争力和妨碍其实现“根本的社会功能”。这只能通过文化和内部制度上的变革,促进其“回归本心”来加以改善。

只要有相对健康的竞争和表达环境,高校中的意识形态风气也并非定然一成不变。相反,想要通过政治施压的方式,强行在校园中施加另一套方向相反的“政治正确”,不但于事无补,反而会进一步损害校园的生态健康。

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,仅代表作者立场。

主编|萧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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